陶行知认为：无论是小先生还是传递教师都必须服务于人民教育运动的四个目的：“（1）捍卫中国的民主主义；（2）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3）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4）促进为着全体人民的免费教育。”[40]
依据陶行知的信念：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生活的环境，生活本身又代表着丰富的学习机会与资源，那么，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引入学校。在陶行知的适宜教育概念中，教师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先锋队。由于“对社会进步的各种事物与农民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教师则成为“人民的指导，道德与理智的建筑师和进步社会的人类工程师”。[41]
像杜威那样，陶行知献身于民众教育以求建立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社会。他不断寻求“那种能够通过人民而运用于为着人民的人民教育中的最简单的方法，以便使人民能够越来越有资格参与到为着自由中国的伟大斗争中”。[42]
杜威也建构了一个对巩固学校实践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社区概念。在他的《教育信条》中，杜威把学校定义为“主要是一种社会机构，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那种社区生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里，集中了所有被用来最有效地培养儿童分享人类所继承下来的财富，以及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43]因此，“教师的权威扩展到对社会以及单纯的智力学习活动两方面的指导”。[44]杜威声称：“唯一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对儿童各种能力的判断而来的，而这种刺激是儿童自己感觉到的所在社会情景中的各种要求。通过这些要求，他被激励以一个集体的成员去行动，从自己原有的狭隘的行动与情感范围脱离出来，从自己所属的集体利益来设想自己，通过别人对他自己的行动所做出的各种反应，渐渐知道了这些活动所包含的社会意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