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十足的灾难。事实上，当现代环境开始满足自性（荣格用这个术语表示个体的全部原型禀赋）的基本需要时，它与原型环境的差别并非像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巨大。例如，身体需要保暖、穿衣遮体和营养，这在西方社会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得到满足。父母、同伴和未来配偶的社会需要也在大多数人身上得到了满足。然而，这些基本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的人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人数仍在增长，这确实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病问题之源。
在大多数精神疾病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压力（stress，也可译为应激）。导致压力的可能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原型需要，而环境往往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人的压力就越大，疾病就越严重。尽管许多深受压力之苦的人开始受到精神病学家的关注，但其中许多人，或许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关注；他们也不一定表现出精神病的征兆。荣格为了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也为了从事私人的分析治疗实践，因而放弃了在医院里治疗精神症患者的工作，这时他注意到，来找他咨询的人，总的说来，并非患有所谓心理失常，也就是熟练的临床诊断很容易确诊的那种心理失常。相反，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感到生活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他开始把这种疾病视为20世纪一种典型的不适之症，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the general neurosis of our age）。荣格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当代神经症归咎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出现使我们与我们的原型本性相疏离。世俗的城市生活使我们和无意识失去联系，而且“失去与无意识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失去了本能，使人产生了无根之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