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蒋介石始终控制着军事大权，并且借助胡汉民推行训政和党治而将这种军事专制的体制移入到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之中，被赋予了中央政府的法统形式。即使其后蒋介石仍有过被迫下野的时候，他的核心地位也难以被动摇，因为他已经有效地安排好自己的势力控制了从中央到其权力所及的关键地方的各个要害部门和地区，并且牢牢掌握着整个中央军系统。因此，蒋介石虽多次失去党权，对于军政大权却始终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党的地位和作用大小，在蒋介石看来自然无足轻重。他一度听任胡汉民高唱训政和党治口号，说到底只是谋求政权的一种政治谋略而已。他心里很清楚胡汉民意欲何为。正因为如此，还在1929年，他就在极力提高黄埔系军人地位的同时，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用以插手和控制中央及地方党部。特别是在中原大战打败了反蒋各派之后，蒋介石深信自己已经树立绝对领袖的地位了。而越是想要确立自己的绝对领袖地位，他就越是想要表现出格外宽大和从谏如流的姿态。因此，战争胜利大局初定，他就马上示好于反蒋派。在1930年10月3日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他前所未有地批评自己“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提议在军事大定之后，应赦免陈炯明、阎锡山以外所有军事上、政治上的“罪犯”，“取消通缉，复其自由”。其当天更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进一步讨论召集国民会议，起草宪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的问题。而在宪法颁布之前，则宜先行制定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