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云：“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六厄。《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戈戟之属，器者鼎彝之属，秦政意在尽天下之铜，必尽括诸器可知。此一厄也。《后汉书》：‘董卓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钟竾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此二厄也。《隋书》：‘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陈所得古物多为祸变，悉命毁之。’此三厄也。《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九月敕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三年诏毁乎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观此可想见古器毁坏之一斑。四年前欧战正酣，铜价飞涨，僻邑穷村之铜，悉搜刮以输于外，此间又不知毁去史迹几许矣。
[8] 汉熹平，魏正始，唐开成，宋嘉祜，西蜀孟氏，南宋高宗，清乾隆，皆尝有石经之刻；今惟唐刻存西安府学，清刻存北京国子监。佛教石经至多最大者为大房山之雷音洞，共二千三百馀石，作始于隋，竣事于辽，历七百馀年，实人类继续活动中之最伟大者也。自馀石经，今人叶昌炽《语石》卷三、卷四，记述颇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