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乃至人口的增长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很有关系。中国人口主要分布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这一区域，又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和北方。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唐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宋代以降，中国的气候长期变冷，这两个重心也相应地向南方转移。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前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24%,已占压倒优势。北方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南方山区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显然都是造成这一态势的重要因素。
从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几代皇帝都很强调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民间“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的现象则予以指斥。但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盛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闽浙总督的陈辉祖，也因贪恋苏州的纷华靡丽，而不愿回湖南原籍，不仅在苏州“买房一所”，而且在吴江县卢溪镇开有当铺。他这种“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的行径，受到乾隆帝的严词斥责。其实乾隆帝本人亦何尝不贪恋江南的纷华靡丽！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运河并以江浙为最终目的地，从未走过河南、湖广一线。巡视江南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浮华之风，但也充分显示了康雍乾盛世经济实力之雄厚，客观上对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南北文化的沟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