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乃至人口的增长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也很有关系。中国人口主要分布于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这一区域,又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和北方。南方多稻米,北方多旱作。民情习俗等,也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唐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宋代以降,中国的气候长期变冷,这两个重心也相应地向南方转移。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前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24%,已占压倒优势。北方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南方山区人口因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而激增,显然都是造成这一态势的重要因素。
从康熙、雍正一直到乾隆,几代皇帝都很强调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对民间“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的现象则予以指斥。但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盛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乾隆朝官至闽浙总督的陈辉祖,也因贪恋苏州的纷华靡丽,而不愿回湖南原籍,不仅在苏州“买房一所”,而且在吴江县卢溪镇开有当铺。他这种“忍弃祖父坟墓,贪恋繁华”的行径,受到乾隆帝的严词斥责。其实乾隆帝本人亦何尝不贪恋江南的纷华靡丽!乃祖和他本人各六次南巡,都是沿运河并以江浙为最终目的地,从未走过河南、湖广一线。巡视江南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浮华之风,但也充分显示了康雍乾盛世经济实力之雄厚,客观上对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尤其对南北文化的沟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