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20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其礼贤如此”。全书皆类此。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编撰方法，写出了众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贯彻其“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务。对于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悦，说他“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说他“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故袁宏“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29]。可见《后汉纪》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对名教的本质做了这样的说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他进而认为：“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舍，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30]这就是说，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这种关系是天地、自然所决定的，是无穷的、不变的，人们都应当恪守这种关系。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统群生”，故其与治乱盛衰有极大关系。[31]而这种作用，一是通过“风化”发挥出来，即“立君之道”要本于“有仁有义”，弘扬“崇长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导“出乎情性”的“爱敬忠信”之风，从而使人们“服膺名教”[32]。二是要有制度的约束，“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33]。这就把名教同风化、礼法结合起来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区别的：“称诚而动，心理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于名教者少，故道深于千载；利名教者众，故道显于当年。”[34]袁宏并没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谓“利名教者众”的看法，说明他还是讲求实际的。袁宏一生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