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20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其礼贤如此”。全书皆类此。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编撰方法,写出了众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贯彻其“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务。对于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悦,说他“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说他“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故袁宏“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29]。可见《后汉纪》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对名教的本质做了这样的说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他进而认为:“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舍,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30]这就是说,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这种关系是天地、自然所决定的,是无穷的、不变的,人们都应当恪守这种关系。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统群生”,故其与治乱盛衰有极大关系。[31]而这种作用,一是通过“风化”发挥出来,即“立君之道”要本于“有仁有义”,弘扬“崇长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导“出乎情性”的“爱敬忠信”之风,从而使人们“服膺名教”[32]。二是要有制度的约束,“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33]。这就把名教同风化、礼法结合起来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区别的:“称诚而动,心理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于名教者少,故道深于千载;利名教者众,故道显于当年。”[34]袁宏并没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谓“利名教者众”的看法,说明他还是讲求实际的。袁宏一生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