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雅俗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同样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印证。明末清初人陆衡曾经说过下面一番话：“余尝谓不教儿子教戏子，不置田园置花园，不管家事管闲事，是缙绅三病。”[6]诚哉斯言。教戏子、置花园、管闲事，尽管是明末缙绅的三大毛病，但基本可以说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是雅俗相混，甚至存在着一种由雅趋俗的内在转向。
二、雅俗之辨：雅与俗的两分
追溯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历程，无论是他们的观念，还是他们的行为实践，其间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随之而来者则是雅与俗的两分。
就观念层面来说，正如明人杨士奇所言，雅与俗，理应是一种“不相谐”的关系。杨士奇以音乐为例，进而说明雅、俗之间的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杨士奇最为喜欢的是古琴。他认为，古琴所发出的音乐，雍雍古澹，属于“淳雅”之音，使人襟宇澄净，气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并游于泰和无事之域，听后让人何其舒适！至于世所同好的俗乐，则无不属于荒荡靡靡之音。[7]身为武将的戚继光，却与文人雅士交往甚密。他就“雅乐”与“时俗之乐”所做的区分，无疑就是杨士奇之论的补充。戚继光认为，古代圣人制作一器一事，规模正大，无不达到中和之极。这些乐器，看似都是智巧所成，然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智力矫揉其间，所以足以动天地、惊鬼神，流传万世而无弊，进而被称为“雅乐”。至于“时俗之乐”，如琵琶、三弦、胡琴、月琴之类，声调纤巧，呖呖如娇儿对语，俗耳听之，甚乐人意。但一与琴瑟、钟鼓这类雅乐之器并作，那么，即使是一个无识之人，亦自可判定它们的拙劣。即使以同属雅乐之器的琴为例，亦因演奏者的不同而有雅俗之别。若是演奏者是一俗人，那么琴调之巧，声音烦促，流丽娇淫。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无不觉得已达臻鼓琴之妙，其实，假若与古调一起在识者之前演奏，便会觉得可厌。换言之，“俗调”犹如嚥肉食饴，而“雅调”则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长，万听不厌，所以被称为“雅”。除此之外，诸如“雅会”“雅意”“雅怀”“雅爱”“雅作”，或如“典雅”“儒雅”“清雅”“闲雅”，凡是被称为“雅”者，都是相同的道理，表示与“俗”有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