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雅俗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同样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印证。明末清初人陆衡曾经说过下面一番话:“余尝谓不教儿子教戏子,不置田园置花园,不管家事管闲事,是缙绅三病。”[6]诚哉斯言。教戏子、置花园、管闲事,尽管是明末缙绅的三大毛病,但基本可以说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是雅俗相混,甚至存在着一种由雅趋俗的内在转向。
二、雅俗之辨:雅与俗的两分
追溯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历程,无论是他们的观念,还是他们的行为实践,其间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随之而来者则是雅与俗的两分。
就观念层面来说,正如明人杨士奇所言,雅与俗,理应是一种“不相谐”的关系。杨士奇以音乐为例,进而说明雅、俗之间的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杨士奇最为喜欢的是古琴。他认为,古琴所发出的音乐,雍雍古澹,属于“淳雅”之音,使人襟宇澄净,气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并游于泰和无事之域,听后让人何其舒适!至于世所同好的俗乐,则无不属于荒荡靡靡之音。[7]身为武将的戚继光,却与文人雅士交往甚密。他就“雅乐”与“时俗之乐”所做的区分,无疑就是杨士奇之论的补充。戚继光认为,古代圣人制作一器一事,规模正大,无不达到中和之极。这些乐器,看似都是智巧所成,然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智力矫揉其间,所以足以动天地、惊鬼神,流传万世而无弊,进而被称为“雅乐”。至于“时俗之乐”,如琵琶、三弦、胡琴、月琴之类,声调纤巧,呖呖如娇儿对语,俗耳听之,甚乐人意。但一与琴瑟、钟鼓这类雅乐之器并作,那么,即使是一个无识之人,亦自可判定它们的拙劣。即使以同属雅乐之器的琴为例,亦因演奏者的不同而有雅俗之别。若是演奏者是一俗人,那么琴调之巧,声音烦促,流丽娇淫。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无不觉得已达臻鼓琴之妙,其实,假若与古调一起在识者之前演奏,便会觉得可厌。换言之,“俗调”犹如嚥肉食饴,而“雅调”则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长,万听不厌,所以被称为“雅”。除此之外,诸如“雅会”“雅意”“雅怀”“雅爱”“雅作”,或如“典雅”“儒雅”“清雅”“闲雅”,凡是被称为“雅”者,都是相同的道理,表示与“俗”有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