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社会，即使前瞻不多于后顾，至少也应两者平衡。要全国学童咿唔读经是轻重倒置的。何况读几部经书，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思想纯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是一直在读经吗？何以不能救中国呢？
我们不能否认，古代的经典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文化界与学术界有责任加以保存、维护。但是文化也有静态与动态两面，一成不变地复古，只能守住一个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必焉后人不断发扬甚或创新，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而加以克服，才能产生一个动的文化。
《山河岁月》的另一严重毛病，是作者对日本的态度。一方面，对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抗战是永难忘怀的国难，其为经历，强烈而且惨痛；另一方面，全国军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的精神，却又令人壮怀激烈、感奋莫名。对于长我一辈的中国人，想必更其如此。可是胡兰成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轻松了，他那种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语气，凡是亲历抗战的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他说：“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里亦必还他一分礼……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又说：“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