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社会,即使前瞻不多于后顾,至少也应两者平衡。要全国学童咿唔读经是轻重倒置的。何况读几部经书,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思想纯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是一直在读经吗?何以不能救中国呢?
我们不能否认,古代的经典是我们文化的基础,文化界与学术界有责任加以保存、维护。但是文化也有静态与动态两面,一成不变地复古,只能守住一个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必焉后人不断发扬甚或创新,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而加以克服,才能产生一个动的文化。
《山河岁月》的另一严重毛病,是作者对日本的态度。一方面,对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抗战是永难忘怀的国难,其为经历,强烈而且惨痛;另一方面,全国军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的精神,却又令人壮怀激烈、感奋莫名。对于长我一辈的中国人,想必更其如此。可是胡兰成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轻松了,他那种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语气,凡是亲历抗战的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他说:“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里亦必还他一分礼……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又说:“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