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雍正亲自发动的几起文字狱是有他战略性考虑的，在他统治后期由地方官员揭发出来的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顾。雍正朝文字狱往往是高瞻远瞩，这里面自有雍正鲜明的性格特点。
乾隆则几乎处处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即位伊始他就把曾静、张熙逮捕起来，凌迟处死，这是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谕旨的公然违背。他还严令收缴《大义觉迷录》，私藏者罪之。从乾隆朝中期以后，他又以监谤者自任，督责各省大吏在全国张起连傻子的荒诞文字也逃不过的严密文禁网。
康乾盛世的文字狱最常见的“文字”是诗；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 [10]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文字”还有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字狱，由此可见文网之密。
康乾盛世的文字狱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