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倾向于谋求政治的部分的改良。如针对现状规定“国家之国防军队，将现时之募兵制渐改为征兵制度，依法律之所定，全国分区征召，定期训练，其驻在之地以国防地带为限”；“省除地方警备队外，不得自置军队及自办军官学校、军械制造厂”，“省不得缔结有关政治及军事之盟约”；主张由下而上按照建国大纲规定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和实行民选，丈量土地并规定土地之价，照价征税或照价收买，“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则立足于保持现状，上述各项改良之主张多未提及，多数条文空洞而缺少操作性。对建国大纲所规定的约法的实质，即训练人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顺利选举县官及议员，议定一县之法律，约定政府与人民权限以限制军权，均无任何具体的措施。甚至对《太原约法》就人民自由权利所规定的有关错捕后之国家赔偿、人民财产因公益上之必要征用征收时得出以相当价格等条文，也未予接受。相反，鉴于战争不断，除要求人民依法服兵役外，还特地增加了要人民无条件服工役的规定。而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亦大为扩充，即不仅可以自行任免五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且可以自行签发命令、公布法律等。故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颁布，就引来不少批评，其日后成为各党派众矢之的，亦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