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政策的上述特点，还使得太平天国人员不去注意各地区的合理负担问题。太平军基于船运的方便，收贡往往囿于近水地方，其他地区则很少或没有任何贡献负担，有些僻远山区竟成了所谓的“桃花源”。
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了。正如《贼情汇纂》所述：“今沿江数百里农民知贼之贡单无益，鲜有贡者……其初陷之处，贡单仍盛行焉。”
人们不愿主动进贡了。天京粮食供应的紧张使得太平军的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措施，并名其曰“打贡”。安徽英山和湖北蕲水等县，都是太平天国业经设官安民之地，但在1854年春，竟都出现了强索钱米的“打贡”。这就激化了太平天国政权与当地人民的矛盾。如应山，太平军于1854年4月11日占县城，13日失守，19日又夺城，“分股掠乡，将弥一月”。初次入城，“索贡招降，不假掳掠，一似果有奇术者。及二次郡城贼来，所过……烧庙如故，而入城暴虐则较甚”。“又伪檄勒贡，分股掠乡，每日寅出申入，每出以烧立威，烟焰障天，毁巢无算。所至村庄……壮者被掳，老者被胁。勒贡不到，索银不与者杀之，又并其屋焚之。致使秧青麦黄，民不敢归家者一月，果有神奇作如是状乎？……民亦将起而为仇矣。……至二次身受贼害，渐识贼情，遂各乡有杀贼之举。……此以见贼不足畏，民能杀贼，贼亦畏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