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历史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叙事，历史事件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本身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如果历史不具有任何客观真实性，就无法对历史达成共识性的认识，历史也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所以历史文本的主体性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相对客观性的认识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就连海登·怀特也说：“这种关于过去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对于过去历史事件的书面表达和文本基本符合这些事件本身的真实。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者据信真正发生过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称为历史文本。”[18]所以说，历史虽然充满了许多混乱的文本，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面孔，但是历史绝不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面对历史文本时，作家虽然有自己选择和阐释的权利，但是绝不能丢掉一些可贵的历史文本，而应善于发掘历史文本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显然，《故事新编》的历史叙事既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铺排，也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虚构。鲁迅一方面十分忠实于史实，他在对神、英雄和哲人的叙述中，处处都留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痕迹，有时严格到连细枝末节都于史有证，像《出关》中老子和孔子的对话、《非攻》中的墨子与公输般的对话，几乎就是根据相关文献译成白话的。另一方面，《故事新编》的每一个故事却又是鲁迅对历史记载的“重新”叙述。这些古代的素材主要来自中国历史的文本知识和民间记忆，具有相当的不完整性和驳杂性，从而给创作者留下相当大的虚构和想象空间。因而，在史无明载的地方，鲁迅巧妙地加上大量既不违背历史常情，又能很好融于那个时代的虚构，从而构筑了一个既不同于历史记载而又有着鲁迅独特现实体验的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