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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