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告王煦琼是否违反了委托合同项下的义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受托人，依法应当按照两原告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向其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转交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但被告在出售控江路房屋过程中，事先并未以任何方式告知两原告其将出售房屋，事后也未将售房款转交给两原告。在双方并未约定房屋售价的情况下，被告并未试图听取两原告意见，而是在明知孙某某并非委托合同当事人、并不享有以委托人身份发布指示之权利的情况下，仍然按照孙某某的要求，依据两原告的欠款数额确定房屋售价，并将售房款交付给孙某某。委托书虽列明了被告的权限，但应同时注意到委托书在向交易相对人对外昭示受托人行为正当性方面的作用，而不意味着受托人可以无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与切身利益滥用委托人授予的权利。被告作为受托人，仍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善意处理售房事宜，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然而，在房屋市场价格存在多种公开、便捷的询价途径情况下，纵观被告出售控江路房屋的过程，其主观上显然具有放任两原告财产利益受损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且该种委托合同项下的主观过错亦不因被告对外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而受到否定。
关于两原告是否遭受了实际损失。根据评估报告，控江路房屋在2012年2 月2 日的市场价格为94.4 万元，但当日被告仅以50 万元的售价签订买卖合同。该次交易虽以789568 元的计税价格缴纳契税，但最低计税价格系税收管理部门为防止征管漏洞而设定的最低交易价格，故不能作为确定涉案房屋市场价格的依据。被告王煦琼的售房行为使得两原告遭受了与市场价格相差44.4 万元的经济损失。后虽因两原告的起诉，薛某某自愿补偿30 万元，但仍有14.4 万元的损失未能填平。对于该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故被告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两原告通过公证委托书将房屋出售等重大事项均授权被告处分，在明知控江路房屋存在被低价出售风险的情况下，既未采取事先与被告约定房屋出售价格或确定售价的方式等措施防范风险，事后在其未能还款的情况下也未主动了解售房进展或单方解除对被告的委托以控制损失。事实上，就涉案经济损失的防范与控制而言，两原告仅需支付少量的时间及经济成本即可实现，但其却抱有侥幸心理，并采取了放任态度，故其对损失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基于此，对于两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程度、社会风险防范的经济性原则，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酌情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确定为10 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