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风流播，使得一些失意文人、仕途蹉跌之辈也纷纷转而投靠藩镇幕府，谋求新的发展。更有极端例子，如范阳卢秀才者：“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51]这虽不能代表当时文人的整体时尚，但像他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中唐诗人刘叉为著名“节士”，他“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52]。成名后，仍“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53]。这些都反映出民间尚武游侠风尚的浓厚。
唐王朝在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中覆灭了，继之而来的五代十国更是武夫悍将争雄的年代。那些出身卑微、以武力相尚的地方节度使，在混战中崛起，摇身一变而成为割据一方的王国君长，武将兼职州郡或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造成吏治败坏。《新五代史·相里金传》说：“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十国春秋》卷二说南唐也是“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武人飞扬跋扈，轻视、鄙夷文臣和文治，把持中央政府，实行军人专政。这种局面，至后汉时已很严重。史弘肇曾扬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意指文臣），焉足用哉！”[54]三司使王章和枢密使杨邠也十分轻视文臣，王章对“郡官所请月俸，皆取不堪资军者给之，谓之‘闲杂物’，命所司高估其价，估定更添，谓之‘抬估’”[55]。杨邠虽兼宰相，却不懂文治，说什么“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56]。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重武轻文的倾向臻于极峰。直到北宋时期，压抑武人，确立文官制度，文武分途，社会风气始由尚武彻底转变为重文轻武，这也是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一大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