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公平者，听之衡也。[17]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18]
贵公正而贱鄙争。[19]
如此等等。于是，在荀子那里，礼便具有双重品格：一方面，它通过度量分界而化解了社会的紧张与冲突；另一方面，它又作为公正的原则而保证了社会分界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孔子以仁作为人道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仁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爱的要求（爱人，泛爱众）；孟子由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心之政（仁政），贯穿其间的，仍然是广义的泛爱观念。相形之下，荀子把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与公正的要求联系起来，无疑使人道原则具有了新的内涵。与仁爱更多地侧重于内在的心理情感（孟子的仁政一开始即表现为内在善端的投射）不同，公正的要求首先涉及外在的社会关系。如果说，仁爱是从内在的层面突出人是目的，那么，礼所体现的公正的要求则从外在层面普遍地肯定了人的价值：公正地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其前提是主体都应得到尊重。不妨说，二者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原则。
礼在被赋予分界与公正的双重品格之后，便开始与法沟通起来。法的基本特点是胜私：“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20]作为私的对立面，法乃是正义的象征，换言之，它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公正的原则。正是基于礼与法的内在相通，荀子在强调礼的规范、调节作用的同时，又把法提到了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