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方面的论述在《史通》中有很多，不一一备举。
——关于文字表述。《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刘知幾推崇《春秋》的“属词比事之言”、《尚书》的“疏通知远之旨”，进而把“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作为叙事的“师范”和“规模”。这是他关于文字表述的总论。在具体原则上，刘知幾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51]可以认为，这是刘知幾从史学审美意识来看待史书的文字表述，进而看待史文的简要原则。换言之。“美”、“工”、“简要”这3个概念的含义，反映出他对史文的美学要求。他还指出，贯彻简要原则的方法是多样的：“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论赞而自见者。”简要也不是玄妙的，它应当是从“省句”、“省字”做起。
从审美意识来看待史书的文字表述，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用晦之道”。“晦”与“显”，是存在优劣不同、层次差别的。刘知幾指出：“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人们读后，思想上没有波澜、涟漪。“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人们读后回味无尽，追寻不已。他的结论是：“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关于“用晦”的具体要求，刘知幾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称赞《史》、《汉》以前的史书，“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他批评西晋以下直至唐初的史家，“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刘知幾用“持一当百”、“以两当一”[52]两个生动的比喻，表明了史书文字表述的高下优劣之分这个严肃的史学批评问题。